龙泉山中十度秋——怀念彻底扎根的老知青
编者语：龙泉山中十年忆，甘苦自知难忘记。犁险记、相亲记、捉贼记、招工记……一段故事一场戏。下山艰难上山易，知青返城最不易，冲冠扼腕梦逝去。
怀念“罗修”
犁险记
相亲记
捉贼记
招工记
怀念“罗修”
我下乡的农村成都市龙泉区茶店公社石经大队，是典型的深丘型山区，离繁华都市并不远，坐汽车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而当时感觉知青的人生旅途却还很遥远，仿佛没有尽头。
我所在的公社有文革前两届和文革中两届知青在这里插队落户和办农场。不到两百的知青中，有四个在农村走完了人生旅程，其中三个是自己给年青的生命划上了句号。一个女知青因与农村青年感情纠葛而服农药自尽。另一个女知青是在进大学培训快结束时因为婚姻的不如意而上吊自杀。还有一个更年轻的男知青在因农场失火后不能忍受旁人对自己纵火的嫌疑，选择了让公路上的汽车来带走自己的生命。为了避免给司机带来麻烦，他没有忘记在自己身上揣上遗书。
时代的冷酷未能冻僵知青们的同情之心，兔死狐悲，况同类乎! 但随着时间推移，印象已经逐渐淡漠。然而，那个在自己土地上直到累倒再也没有站起来的知青，没有谁能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用生命留下一篇无言的下乡祭文，给我们仍然行进在人生旅途中的知青们永久的哀痛和深沉的启迪。
他就是罗自强，成都九中高64级毕业生，学生会干部，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培训班一期学员。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成都市龙泉区茶店红旗五队插队，后又搬迁到古井一队落户。
罗自强身材不高，敦笃结实。他待人坦诚，勤恳踏实，朴素节俭，自视很高，却从不显山露水。记得有次在古井沟我们搞了条狗会餐，几个老饕弄好调料就守在锅边，熟一块吃一块，只有他一直做红案师傅砍狗肉，坚持到把最后一块丢进锅里，而先吃的知青们已经在鼓腹而歌了。
右三为罗修，摄于1984年知青聚会时
他生性倔强，嫉恶如仇，有独特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经常面带笑容的他，却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大概是他太爱提出意见和修正人家的看法，大家称他为“罗修”。
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可以极致到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使我们一般朋友觉得他偏激到了有些心胸狭隘的地步。如公社某领导曾与他发生争执，几年之后，这位领导居然不计前嫌，根据“罗修”为人和文化水平推荐他去公社中学代课，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罗修”却坚辞不就。他认定这位领导虚伪，拒绝跟他妥协。又比如，下乡三年后他对我们说，知青小组的存在，妨碍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结合，“挤入”劳动人民门庭的知青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彼此的弱点产生共鸣，不利于思想改造；相互优点的棱角经常碰撞，又容易产生矛盾；生活上的互助则导致不能独立；他甚至认为组上颇具爱美之心收拾打扮的女知青小资情调太严重，在一个屋檐下已是冰碳不相容。于是，他不惜颇费周折地从红旗大队迁到古井大队，开了茶店知青小组分家独过的先河。在“罗修”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知青小组纷纷掀起分家热潮，知青小组由大到小，变成一人或两、三人的组合。
公社领导都知道“罗修”原则性强，就动员他到五匠办公室当了会计，因为农村的石匠、木匠、剼猪匠等匠人，个个是能人，走乡串户，脑袋灵光，能掐会算，惯钻空子，原来的会计被这些奸狡巨滑的匠人搞得头晕脑涨，帐目有偏差，领导和生产队都不满意。“罗修”头脑清晰，坚持原则，递烟来不抽，坐茶馆不去，打平伙不来。应当缴的管理费一分不让，该划给生产队补贴的一分不少，连管五匠办公室的领导找五匠办事，也照样收费。这样一来，原来认为“罗修”管得太严的匠人终于觉得应当像这样管理了。“罗修”给谁都不留情面，有的匠人，戏称他为“白脸包公”，因为“罗修”的脸皮虽经太阳暴晒仍十分的白净。
“罗修”性格内向，行为腼腆，能符合他标准的又能够接触到的女知青非常有限，我知道有几个他印象很好的女知青，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深交，已经被其他勇敢的男知青抢先一步了。以“罗修”谦谦君子的为人，是耻于和人争夺女朋友的，哪怕是自己心仪的人。就这样，他与能够相知相识的一些女知青次第交臂而过。
下乡八九年，在大部分知青已经“招工”返城后，“罗修”仍然与我一样孤身一人形影相吊。一次我们仍在农村的知青一起谈到结婚、安家和出路问题时，我说虽然自己已经和农村姑娘相过亲，但始终没有勇气在农村安家，他笑着而又慎重地说在农村安家的路可能由他来带头走一步。果然，在我下乡十年招工回城后不久的1976年，通过公社管理知青的陈书记介绍，“罗修”由知青大哥姜蜀菱陪伴，到我曾经插队的石经大队相亲，跟队里的赤脚医生汤群芳交了朋友，并很快结了婚，当了“上门女婿”，成了知青中为数极少的彻底扎根派。据参加他婚礼的知青讲，婚礼虽然喜庆，但“罗修”的情绪并不太高。
他岳父母年纪大，有慢性病，身体极差，药罐不离身。妻子是幺女，几个姐姐远嫁他乡，不能指望帮助，生活颇为艰难。有了孩子后，夫妻俩经济负担更加沉重。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罗修”仍然拒绝了他在城市中父母的经济资助。他母亲退休时，他毫不犹豫让在城里的弟弟顶替了母亲的工作。后来他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工作。工作期间由于供销社离家较远，为了省钱，他中午不到食堂买饭，自己煮面，但常常碗里没有一点油星。
七十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分地到户后，土地无劳力耕种，他又要承担田间劳作，于是争取调大队供销社工作，以便离家近一点。这样上班时间干会计，休息时间下地种庄稼。人到中年，白日夜晚的奔波，他没有叫苦叫穷叫累，只是默默地在自己选择的崎岖山路上负重蹒跚而行。
“罗修”的精神世界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执着和自尊自信，而他的生活地位的卑微、生存方式的艰辛、家庭的重负、处境的艰难，使自尊和自卑会在他内心激烈地交织，深陷于不解矛盾的异常痛苦中，特别是在多数知青回城有了工作，生活变化很大后。这种压力是我们跳出农村的知青难以想象和承受的。
我也不相信这就是“罗修”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我们是没有资格去非议他无奈的选择，因为这是对一贯特立独行的“罗修”的一种侮辱和伤害。内蕴很深的“罗修”肯定是明白这一切的，周围已经没有人能够和他进行灵魂深处的沟通和交流了。他惟有坦然面对一切，并用知识分子仅存的自尊和矜持的硬而脆的外壳来极力掩饰和保护自己。
我每次回乡会知青朋友，第一个便是探望他，一是担心和同情他的处境，二是怕他会误解老朋友瞧不起他，从而封闭自己。每当我询问他的生活情况，他都会如实相告。但如果我话中流露过多的同情，他很敏感，会愤然用“农民都过得下去，我有啥过不得”诸如此类的话堵口拒谈。记得一次我带几岁的儿子到大队供销社，请他也带孩子到尚有不少知青教书的茶店中学会面叙谈。他女儿正好在那儿，也是五六岁，穿一身退色陈旧带补丁的小红花布衣服，脚上一双自做的白底毛边黑布鞋，裤脚边沾满泥土。听说要去中学会朋友，孩子抬头满怀期望地看着爸爸。“罗修”看了看女儿，然后摇摇头说，这个样子，不带她去。我看到女孩马上低头掉泪的样子，断然地对“罗修”说，这有啥子嘛，农村就是这样，未必知青还会嫌弃吗？这下点破了“罗修”的心病，他才带女儿一起到了茶店中学。回来后我就想，知青在农村扎根这条路太难走了，艰难的不仅是生活和劳动，而且要面对城乡巨大差距给他们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
“罗修”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不管是对工作、对社会、对同事，还是对家庭均是如此。知青姜蜀菱到区广播局当领导后，正好那里缺会计，考虑到“罗修”家庭经济困难，打算让他去。但“罗修”以怕远离家庭后当“陈世美”为由，谢绝了改变自己境遇的又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他觉得家里太缺劳动力离不开他。直到现在，知青大组长姜蜀菱还为没有能说服“罗修”到区上工作改变处境而自责不已。
罗修和女儿
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劳作、精神的重负和隐藏已久的疾病终于击倒了不肯服输的“罗修”。那是1986年深秋种小春作物的忙碌季节。10月20那天中午，他刚下班回家便挑起一担干粪到山顶的责任地种小麦，家人煮好饭等他。可是两点过了还不见回来，喊叫又无人应。妻子上山后才发现他已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双手还使劲地深深插进了刚翻过的泥土。他手指出血，面色发紫，嘴张着仿佛还在痛苦地大声喘息。后来从医生的口中才知道“罗修”早已查出心脏有病，医生吩咐过他不要劳累过度，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卸掉自己肩上的一两负荷，就这样过早地跑完了生命的全程，终年40岁。当我刚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玉碎”。
追悼会上众知青的悲痛自不必说，分管知青的女书记是发自内心的痛哭和检讨。遗留问题处理也较顺利，众知青给“罗修”的孩子筹集了一笔基金，资助他们继续读书。作为他的挚友之一，我当时很想为“罗修”说点或写点什么，但心绪太乱，直到多年后才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的欠债要还，特别是“罗修”的下乡之祭。
岁月蹉跎，青春无愧；勇于执着，疏于变通；玉碎难能贵，瓦全不足珍；盖棺亮全节，终究志高存。能按照自己选择的路一直走到底的人是大浪淘过的金沙，保持性格完整，坚持初衷并非易事，“罗修”，你清贫一生辉耀着的执着和坚贞，照出我们精神的些许苍白，你不苟不染的傲骨和清影将促扫我们内心的积尘。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一个真正在农村扎根的老知青。“罗修”兄，你安息吧！
犁险记
队上的老犁耙手高大伯是个“场场赶”，农活再忙也要上街去喝二两，耽误农时，还嫌工分低。谁取而代之就会引来他老婆骂街，弄得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因此没有社员愿意挨骂来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农活。季节不等人，于是在队长的安排和社员的怂恿下，在下乡的第一年，我这个不怕得罪人的外来户知识青年很快学会了犁牛使耙，成了犁耙手。说来也怪，我开始使牛耕地，高大娘并没有跳脚漫骂，而高大伯赶场回来就闷头做其他农活。我想这是因为知青组在队上的声望高，社员出头就难以平衡他们之间复杂的利害关系吧。
生产队是全大队出名的穷队小队，人少地不多，只有三头耕牛，一头“扬叉角”，一头“二牯牛”，还有一头刚买回来不能使役的小水牛。“扬叉角”是一头老黄牛，骨骼高大，却只剩个皮架子，唯有那一对金黄透亮、光滑如玉一尺多长尖尖的大犄角，显示出昔日的威风和尊严。过去队上一百多亩田地，每年全靠它一犁一耙翻耕出来。饲养员卢大伯六十多岁，满脸是风刀霜剑刻出的深深皱纹，早年曾任队长，沉重的劳动使他腰部受伤，佝偻的腰背再也不能挺直。每天一早他就牵着“扬叉角”上坡吃嫩草，晚上必带一大背兜鲜草回来。卢大娘常笑他对“扬叉角”像伺候先人一样，卢大伯总是说：“它是队上的有功之臣，老了也不能亏待人家。”若不是季节不饶人，活路搞不赢，卢大伯是不会让“扬叉角”上阵犁田耙地的。
因此，该出力上阵的便是作为中青年的“二牯牛”。“二牯牛”颈项粗短，肌肉暴绽，四蹄有力，短茁尖利的双角像刚出土的楠竹笋尖一般，冒出笆斗大的牛头，肩包足足高出牛背八寸有余。这是一头性子暴烈的骟黄牛。据说调教它学犁地时，倔犟不服，调牛师不得不残忍地使用浸泡过煤油燃着火的鞭子来强迫它服从，以至屁股两边至今还有被烧伤的大片疤痕。只要是驾驭得法，狠得住它，激起牛劲，它会头朝前低下去，两眼圆瞪，四蹄奋翻，鼻孔“呼嗤呼嗤”喷出的粗气将汤元大的泥块吹去尺把远，半天可犁上两亩坡地。
时逢春耕大忙，河堰有水插秧，得抢时间把水田搞整出来，全队几十号人就靠这石经古刹前山沟的几亩田吃点细粮，否则一年到头只能喝玉米红苕羹儿。不需动员，全队大部分劳力就集中在水田中了。山区的春水特别甘贵，要插秧须在灌水的同时犁田耙田，泥浆糊住地缝，“望天田” 才不会漏水。“扬叉角”自然不可再离退养老，须套上枷担和“二牯牛”在同一块水田里搅一锅粥了。俗话说“千斤犁，万斤耙”，年迈力衰的“扬叉角”只能犁田，我则吆喝着“二牯牛”耙田。其余的人则糊扎田埂、用锄挖犁耙不到的田边地角和清除杂草石块。
天气刚刚转暖，早春的河水依然刺骨，大多数人还穿着破棉袄。大概是有秋后的白米干饭吊胃口，尽管泥水溅了一身一脸，社员们仍有说有笑干得很欢，连高大伯也拿起锄头在田里干活。说笑声、山歌声、吆喝声、鞭子声、戽水声使冷寂的山沟热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危险即将发生。
“扬叉角”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一副老有经验的派头。“二牯牛”开始很平静，在靠大路的一边耙地。随着犁田的进展，两头牛的距离越来越近，“二牯牛”喘气越来越急促，步子越来越快，我在后面只好大踏步急追，心想可能是牛在抗议，太累了要歇气吃草了。突然，它盯住“扬叉角”停住了，硕大的牛头使劲地甩了两下，枷担被牛角碰得哐噹哐噹直响，然后低下头对准“扬叉角”就直冲过去。只听“嘣”的一声，紧系在耙上二指粗的牛纤索居然经不住牛的爆发力被扯断了，情急之下我只好紧紧握住用细竹篾编的牛绳子。牛绳一头穿在牛鼻子上，一头拴着鞭子捏在使牛人手中，牛最护痛的是鼻子，使牛的关键就是用好牛绳子。但这时牛绳也不管用了，手上一阵刺痛，牛绳从手中被拉脱了，我手上被拉破血淋淋的一网皮。“不好，牛打脱了！”我大叫一声，眼睁睁地看着“二牯牛”向“扬叉角”狂奔而去。水田里的人都惊呆了，神都没回过来，“二牯牛”就把“扬叉角”一头撞翻在田中，并继续用角向它擂去。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呆立在田里手足无措。只见卢大伯挥着一把小锄头冲过去，硬挤在两头牛之间，用锄把去抵挡“二牯牛”粗壮尖利的角，一边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快把牛拉开，快把牛拉开。”这时“二牯牛”见有人来挡，便扭过头就向卢大伯擂过去。水田里人本不易站稳，卢大伯颤颤巍巍退了两步，便被牛抵倒在水田里，动弹不得。田里的人顿时都惊叫起来，路上的行人也驻足呐喊。“二牯牛”擂过去，卢大伯肯定九死一生。完了，出大祸了！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咋个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高大伯、长江、曾幺爸、罗四爸等人及时赶到卢大伯身旁，用锄头、扁担挡住卢大伯，一些人用手中的农具、石块、泥巴往牛身上使劲打。直到这时我才回过神来，赶忙奔过去从水田中捞起牛绳使劲一松一紧地往后扯，据说这样牛鼻子最痛。“二牯牛”终于畏众，劈头盖脑的一阵打挫掉了它的锐气，渐渐抽身后退了。
众人才忙把全身泥水湿透的卢大伯从水田中扶起，一些人又把躺在泥水里可怜兮兮的“扬叉角”牵起来，还好，没有受伤。再看卢大伯，好险！破棉袄已被牛角挑开一条七、八寸的口子。大家异口同声“刚才太危险了”。卢大伯惊悸未定又是冷水浸身，打着哆嗦说道“这狗东西……，我是怕它戳穿‘扬叉角’的肚皮，在水田头进了泥水就没救了。”随后就牵着“扬叉角”回家换衣服去了。这场犁田的险遇不知是“二牯牛”对“扬叉角”的日常优厚待遇大为不满，还是雄性动物中与生俱来的对老一代的壮烈挑战所引起的？反正“二牯牛”晚上饱餐了队长一顿黄荆条子“熬锅肉”。山村又恢复了周而复始的平静生活。
这件事也许村民们觉得很平常自然，而我在此后的几十年生活中难以忘怀。难忘这些普通的农民，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堂堂的仪表，却在现实生活中演出了我过去和以后在电影、电视中看不到的精彩一幕，使我对他们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敬爱之情。
相亲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下乡七八年了，知青组五个知青四个已经招工返城，只剩下我孑然一身。男大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家无老婆是鬼窝，知青亦难免俗，还真有说不出的苦。我也不是冷血，但自从一次与女知青交友努力未果后就无东山再起之心。俗话说“一泼水，一泼鱼”，不知不觉中，这泼知青水中的“鱼”在水波不惊的情形下都名花有主了。在蹉跎岁月中，我自然在众知青中成了重点帮困对象，还有幸享受了众朋友相助相陪相亲的豪华待遇。
一天，知青张哥约我等场上茶铺见。他先批评我在婚姻问题上“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又推出“三个面向”（老知青，新知青，回乡青年），还说“红苕花”亦光彩照人。
原来经张哥等牵线搭桥和推荐引进，公社谢社长看这批知青不错，踏实肯干能吃苦，愿为自己初中毕业的侄女招女婿。我问谁是推荐对象？吴小娃朝我挤眉弄眼坏笑：该你娃交桃花运啰。我说开不得玩笑。张哥方正颜道，那回谢社长亲眼见你光胴胴披个围腰穿条短裤，在石经寺庙门田坝犁田，与农民别无二样，他晓得你文化水平也不错，所以点明招你。那时我下乡已八年，再教育的课已上了两个大学的时间，犹未毕业。七尺男儿之驱，已近四七之龄，感情未曾麻木，无鱼也苦恼，结婚安家也该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一想到农村安家一辈子扎根，又觉得这样认命于现实，内心又很不踏实。我好犹豫。朋友们却不管我的心情，纷纷怂恿我去相亲，说是至少多探条路走，并保证消息不扩散。冲着兄弟伙的热情和关心，我终于点头，引出了这一段难忘的农村相亲的故事。
下一逢场天，张哥、吴小娃、郭眼镜和我借了四辆加重自行车浩浩荡荡出发相亲，折合成现时标准，起码也相当于一般的小轿车队了。不知是兴奋过度还是紧张不安，或是久不骑车车技失常，出门下茶店的陡坡一个急刹车摔我个大跟斗，把张哥吩咐我穿得整齐一点的衣服弄得泥巴皱皱的，颇是狼狈，或许这是老天在预示此事的不顺？
相亲的方式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口替社长顺路送信，实际去偷窥他侄女的芳容及了解家庭条件。郭眼镜说为了突出重点，一定要让我走在最前面，免得女方看走眼。按信上地址，在贾家场附近一个桃花盛开的村庄鱼塘旁找到姑娘的家。这是一个冷落僻静的农家院子。张哥是个急性子，他边喊边敲门边闯将进去，我紧跟其后。屋里出来一个姑娘，个子不高，园园的脸上眼睛明亮有神，皮肤白里透红，留着长辫，一身褪色浅红小花衣服，手拿围腰，脚下一双自做布鞋。见四个牛高马大的陌生小伙子，一脸惶惑。张哥忙说，赶场顺路替你叔叔代信。交信时，重点指着我介绍说，这是在茶店中学代课的万老师，都是你叔叔的属下。姑娘忙喊请坐，说父母均赶场未归，便进去给我们烧开水。
我们趁机将姑娘的家打量了一番。这是普通三间农村住房，干净清洁，陈设简单，堂屋只有一张方桌和四张条凳、两把竹椅和一个粮柜。墙壁上有样板戏画片和一家人的照片。一会姑娘给我们一人端出一碗开水，原来竟是糖水鸡蛋。三人谢过边喝边闲聊。我心怀鬼胎，坐立不安，说了些什么话一点也记不住。过了一个时辰，张哥猛使眼色，于是大家告辞。
归途中，各人发表高见。张哥说姑娘很勤快，居家过日子不错。“眼镜”说形象通得过，遗憾个子偏矮。小娃说文化也将就，关键你看得起不？我说，女娃眉眼也很端正，还有点希腊鼻子味道，但你几爷子不要逼我，人家还蒙在鼓里。张哥说，等她看了信就知道了。我说，幸好她还没来得及看信，不然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因为信中谢社长写明了相亲的来由并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张哥拍着胸膛说，只要你看得起，我保证说通。我苦笑说，成了你们试验品，还不晓得人家啥意见，等有消息再说。
相亲一月无消息，我想秘密状态下的相亲，不声不响地结束最好。不料一天中午，谢社长亲自来茶店中学我处，掏出封信，叫我先看信，后谈想法。我一来从未享受过公社首长单独接见的待遇，二来此等重要事情居然就在这封信中，顿时心头七上八下，脑袋有些发晕，接信时手都有些发抖。姑娘在信中提了三个问题，一、为啥代课未转正；二、为啥现在还没解决个人问题；三、是否决心在农村扎根。解答前两个问题虽费口舌，但说得清楚，最后一个问题却使我陷入沉思。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纪念章下乡，接受了八年“再教育”，其间我栽秧打谷、挑水浇粪、犁田耙地、砍草抬石、担沙面土，吃红苕汤，穿千层衣，住茅草房，当五好社员、先进知青……可现实的锄头铲不掉希望变化的幼苗，幻想的丝线总是在编织理想之梦，我像一颗随风飘荡的种子，直到此时也未找到落地生根的感觉。诚然，知青与村姑结合并不标志同化、退化或进化，但有勇气在农村安家的毕竟凤毛麟角。姑娘头脑非常清醒，提问面对严酷的现实，她不想也不会丢失自己。作为特殊时代产物的知青，我是否在丢失自己呢？！丢掉幻想，就丢掉希望，就可能放弃将来，虽然未来还是未知，但安于现状可能禁锢自己。
扪心自问，我的确没有农村安家扎根的思想准备，还想读书，充实自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还搞得那么隆重？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额头立马冒出不争气的汗珠。我想如果面前有一面镜子，那里面一定是天下最难看难受的面孔。既然无可回避，我便吞吞吐吐如实说完自己的想法，准备硬着头皮挨一顿训。不料谢社长听罢，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说的是老实话，没有几个知青是打算真心实意在农村扎根的。这事就算了，以后再说。”
这次相亲的结局是祸是福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相亲之后，我曾两次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上大学，一次名单仅到公社，一次到区，均无果而终。两年后，凭知青政策“三抽一”回城，我读书的心愿才勉强得以满足。
难忘农村十年，使我现在活得充实；忘不了那次相亲只见过一面姓袁的农村姑娘，是她让我在关键时刻认真思考人生，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忘不了热心肠的张哥、关心我的知青朋友和农村那次相亲。
捉贼记
在乡下，我有一次非常成功的捉贼经历。我只身一人仅凭观察、分析和判断，在最短的时间破案，这对福尔摩斯迷的我来讲，在平淡的知青生活中无疑比赶场吃了份回锅肉更兴奋。但这一颇有戏剧性的成功最终没有使我高兴起来，反而好几年都像有块难消化的冷红苕哽在心头。
队上给知青修的茅草屋，孤零零地座落在半山坡。与屋前仅相隔一块地，是一大片苍劲的柏树林，著名古刹石经寺便掩藏在这参天古木里。1967年“文革”中，知青组上其他人返城未归，我一人在队劳动。初冬的严霜染白屋顶，地里葫豆苗冻得皱眉缩眼，砍过草的山坡更显荒凉寒峭。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发现枕头下15元过冬钱不见了。当时，我父亲被关进“牛棚”，母亲没有了工作，五兄妹全都下乡，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仅值两角钱，过冬钱来得不易，15元钱按工分值算大约得辛辛苦苦挣三个月。我顿时脑袋发热，浑身冒汗。是否放错地方了？东翻西抄找了几圈，最后只好承认现实。急而无用不如冷静思考。如果找队长报案，不仅于事无补反招人耻笑，而且也有违我万事不求人的信条。平时不是爱看侦探小说吗？不如自己破案罢。想到这里，我晚饭也没有心思做了，独自坐灶前冥思苦想。
我落户的生产队是个响当当的穷队，社员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在全大队都是老实巴交出名的，对我们极好，甚至还不止一次集体保护我免受“文革”中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暴行，知青的东西从未遗失或被盗。我们也很放心，钥匙常塞在门边石凳下，但除知青外无人知道这秘密。失窃后门锁完好无损，作案者显然一定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流窜犯光顾，损失就不止15元钱了。熟识的外队知青朋友知道拿钥匙进门歇脚或煮饭，我们知青小组算得上是当时颇有人气的小小接待站，但深信朋友中无这类小人，如事急用钱必会留下字条说明原委。还有谁呢？房左侧是保管室和猪圈，而常从石经寺林盘中出来走知青屋旁小路的人，可能会看见我拿放钥匙而找到放钥匙的地方。
我开始逐一从必须或经常走这条路的人排队，最可疑是那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穿身衣服全家不冷”的单身汉富和。这人小时候从红旗大队过继到我队，但父母、养父母早已去世。谁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年龄，身高仅有1米5左右，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娃娃脸上更看不出他的实际年纪，不过从他大炼钢铁时就到威远挖过煤这件事来推测，应在三十以上。因为当年挖煤时脚受过伤，富和只能干轻活，出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饱一顿饥一顿，是队上唯一的困难户。当地民政部门每年冬季救济棉衣、夏季补助蚊帐，而他则夏季卖棉衣买肉，冬季用蚊帐换酒。加上“文革”有段时间听人使唤在公路上拦车混顿饭吃，在大队乃至公社还小有名气。我也经常被安排与他一起给棉花打农药，因为我能给农药准确定量，而他则是胆大不怕农药毒害。由于爱帮忙，他在队上人缘还好。经常有社员想陪老婆睡觉不愿去值夜守晒坝，就叫他来吃晚饭，饱餐后富和就高高兴兴地扛着烂被盖去晒坝了，在山路上他会吼开嘹亮悠扬的龙泉山歌，这时大家都知道富和又在替人守夜了。富和虽无偷摸坏名声，占小便宜却是常事。入冬农活少，队长怕他工分挣不够，安排他帮饲养员喂猪，经常路过此路。我越想越可疑，怕他跑掉，打算连夜去捉查。转眼一想，他要跑早溜之大吉已无法找到。好事不在忙上，且山陡月黑路难走，最好还是等明天一早去，察言观色，见机行事，有线索还愁破案么！想到这里，我才塞把柴草进灶堂热饭。
第二天刚亮，满坡的茅屋开始冒出阵阵炊烟，我出门去找富和。在离知青屋约半里远的山坡上，一个破烂低矮茅草屋小三合院，片石混泥墙，呲牙漏缝，烟熏四壁不见本色，住着他和两个孤寡老人。那是我队最高的居住点，也是刚下乡时的知青暂住地。两个老人尚未起来，富和穿黑布破棉袄，蹲门槛上抽叶子烟。平时做活路喊我“眼镜、四眼狗”的常开玩笑，今天见我居然没打招呼，有些反常。看来他心中有鬼，我心里也有了三分把握。
于是我板着脸叫他过来，一方面在试探他，一方面我也怕惊动两个老人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富和看了一下左右，犹豫一阵，很听话地来到院外大杏树下，这使我的怀疑再增加一分。他站在我面前，瞟了我一眼，正碰上我审视的尖利目光，便盯着地面使劲吧叶子烟，也没问有啥事，那眼光分明带着羞愧难言的神色。我的把握增至五分，便开始了预想的心理战：“你做的事我都晓得了。”“我又没有做什么事。”底气不足的回答又增添我两分把握。我语气肯定地说：“你以为没人知道，其实有人在柏树林边看见你从石头下摸钥匙开门。”富和没有抬头没有反驳和其他反应，我的推断确实没有错，于是继续实施我的战术：“你把钱还我就算了。不然先抖散骨头，捆起来送公社，说你破坏上山下乡，把你关起来。”不出所料，有文化的知青几个回合就战胜了知识贫乏的农民。威胁讹诈见效，富和当即承认从枕头下偷走了钱，原来他确实曾见过我在石头下取钥匙开门。
破案非常顺利，我不免得意，便继续深挖细查起来，问他为啥要偷钱。他吞吞吐吐说道：“天冷没得鞋穿，脚冻裂了口子痛，想买双农田鞋。”我这才看他一双赤脚，有裂口能放进火柴棍。夏天见他打贯赤脚，没想冬天仍无鞋，确实也可怜，农田鞋不过三、五块钱，我想能收回剩下的钱也好。哪知他是手散穷大方，在供销社买鞋碰见熟人，说他发财了，该请客，富和也难得有钱豪爽一盘，当即他就以烟糖酒办了招待。吃得高兴一身酒气出来正好遇见他在红旗大队的大嫂，大嫂见富和提双新鞋满嘴油光，就数落他道，侄儿的书本费还没有着落，你倒在街上大吃大喝。说得富和满脸通红，于是将剩下五元多钱交给大嫂，还说交书本费剩下的再给侄儿添顶帽子。
听着富和一五一十的交待，我那破案产生的喜悦兴奋渐渐消失殆尽。看着破烂的茅草房，看着穿着救济破棉衣、打着赤脚、光着脑壳、一身精瘦弱小的富和，我半天没有说话。富和仍蹲在地下，抬起头来看着我，可怜巴巴地央求说：“鞋子还没穿，在粮柜里。我赶场卖红苕还你钱，你不要跟别人说。”我长叹一口气对他说：“鞋子你还是穿起。你都是二‘五保’，板凳没一条好的。一担红苕三、四块，卖了你吃啥？给你留面子不说出去。不要再干这蠢事了，你也经不起打。”
此后几天我很不安，案破了，心情依然沉重。偷东西不值得同情，贫穷愚昧害人不浅。我对富和始终恨不起来，也没有给社员们讲过此事，除了深交的个别知青。事情过去多年，那破烂低矮的茅草屋、羞愧难言的眼光、长满裂口的赤脚……总不时在我脑海浮现。不知何年月幸运女神才能眷顾这穷乡僻壤？
2014年当年的知青小组成员回到曾经的知青屋前留影。右二为本文作者
改革开放后，我几次回到那个山村，但没见到富和。听老会计刘驼子说富和这几年“整对了”，学会挣钱了。养了头种羊和脚猪，或别人牵猪、羊来配种，或他赶猪、羊上门服务，收配种费，还要吃荷包蛋。听说还准备要抱养个女儿来养老送终。刘驼子感慨道，你肯定想不到富和会有这个造化，真是世道变，人也变。这消息真像一味温胃姜汤终于融化了我因捉贼而哽在胸中几年的冷红苕。
另记：文中周富和与会计刘驼背已于几年前去世，令我不胜感慨。
招工记
我下乡的山区农民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用这句话来形容知青特别是一些“文革”前老知青的经历可以说恰如其分，其回城的艰难和离奇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上山下乡如疾风暴雨，大浪推沙，遍洒山林；招工回城像涓涓细流，曲折蜿蜒，终回大海。在这招工回城的溪流中浸透多少辛酸的眼泪、屈辱和愁烦、悲伤和喜庆。我的招工回城经历也颇为奇特，极具磨难，令人冲冠扼腕。
招工初期，大多知青都未回神醒眼，第一批知青不知不觉回城进了工厂。这一来，知青和家长们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下乡五年后，五人知青小组走得只剩下我一人。有知青和农民朋友对我说，论表现应当你先走。真诚同情也罢，廉价安慰也罢，我统统笑纳称谢而已。
作为从旧社会走来带有历史“污点”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一个刚从“文革”中的“牛棚”出来，一个因病辞职在家，面对全部下乡（三个插队、两个云南支边）的五个知青子女，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父亲一生清白正直刚强，视开后门为不正之风和人格耻辱，除了相信、依靠组织和政府，真的没有别的指望了。只有在漫长的岁月中耐心地等待，像我们中间流行的自嘲那样“前途无量（亮），奋战（粪沾）一生（身）”了。
我一个人在农村又渡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每天收工后，我升火做饭，在柴草火光中，我的身影与挂在灶门的热水吊壶影，放大印在墙上，真是一副绝妙的“形影相吊”图。一个读书人孤身在农村，寂静的夜晚如果没有煤油灯和书籍相伴，那真是难熬。而在白天我是幸运的，年轻力壮的我与山区淳朴的农民朋友一起劳动甚至比赛较量，这样愉快相处也是令人陶醉的事。
当时农村水利建设掀起高潮，山区农民兴修水利的热情驱逐了我的冷寂，冲淡了招工的诱惑，群体的和谐劳动溶解了自我封闭的冻圈。乡上三大水利建设，我参加了其二。在胜利水库我进入了指挥部，负责宣传并出版工地战报，身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和知青好友国平真还把一张工地小报办得像模像样的。
胜利水利工程快完工时，刚被招工的知青好友甘国工向单位力荐并亲自带人来招我，我想，命运之神终究要眷顾我了。谁知好事多磨，公社社长说要留用此人，给朋友和招工人员一个软钉子，随后把我挂在南山小学代课。
我开始教小学一年级。小学和茶店中学共用三栋三层楼的校舍，当时在山区四个公社属于条件较好的。和农村七八岁纯真顽皮的孩子交往，让我感到童心未泯。当我教他们“大小多少”笔顺笔画时，确实有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而又心惊胆颤的事。我班上有个孩子天生缺陷，口、鼻腔直接相通，说话不清楚，同学和老师都叫他“哑巴”。他也是调皮的学生。一天做课间操时我发现“哑巴”不在，同学说是还在三楼教室。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冲上楼，进教室一看，“哑巴”踩在打开的窗户框上，双手攀援在屋顶和墙壁的夹缝中正在掏麻雀窝。我吃惊又气愤，但不敢发作，生怕惊吓着他摔下楼。我轻轻地告诉“哑巴”脚踩稳手抓牢，慢慢下来。“哑巴”自知行动出格，开始一步步往下移动。我靠近窗台准备接他。谁知在“哑巴”下到第二格窗框时，突然失手，在我面前从窗户上面头冲地掉下去，说时迟，那时快，我急忙伸出双手一把抓住“哑巴”快要掉下窗台的那双赤脚，费尽全力把“哑巴”拽进教室。这时先回到教室看到这惊险一幕的女孩们都吓哭了，小学负责人唐老师脸色惨白，握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你，万老师，要不是你救了“哑巴”，我们都不知道咋个交代。“哑巴”脸都吓成乌红站在窗前连眼珠都不转了。一个男老师上前就给“哑巴”一耳光，狠狠地骂道，这么调皮要害死老师吗？原来“哑巴”是大队干部贫协主任的儿子，要真摔下三楼肯定小命玩完，那么不仅是我，可能所有小学老师都脱不了干系。在小学刚一年，因为中学缺老师，我又到茶店中学去了。
到中学先当初中班主任，把学生从初一教到毕业进高中，我又成了高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在此期间，曾两次被推荐上大学都没有成。和我相处非常好的社员罗四爸安慰我说，这是“破竹子遇到节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节巴就是破不过去的，能推荐到乡、区已属不易，哪能有更多奢望？
在中学教书的日子是愉快和值得记忆的。学校教师和代课的众多知青朋友相处融洽，由于正式教师多不愿到山区任教，领导很器重这批代课的知青,学生也很喜欢熟悉农村、体谅农民的知青教师。我在中学作了不少事情，如组织山区农村教育调查，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喂兔子、栽蘑菇，举办诗歌文学讲座，编辑油印学生诗集，教学生游泳、练武术，参与组织学校宣传队、球队等，真还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自得乐读书千卷，尽苦心栽桃植李”，很多时候我忘记了自己是没有正式工作的知青。只有每当夜晚我和同是知青代课教师的老董、老郭等在一起聊起蹉跎往事和渺茫未来时，在自嘲我们已具备经得起任何打击的钢缆神经而长啸大笑之后，才又会愁怅地想，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的归宿呢？
难道我的命运真如一位知青朋友给我算的那样吗？她用树叶给我算命，说是命太硬太苦，三十岁后才会转运。我想她无非是在安慰我，希望我不要去乱想胡为罢了，可惜却不幸而言中。
1976年初，我虚岁三十，知青招工返城的特殊政策“三抽一”的硬指标终于落实到我家。当时我家五个是知青，大妹在攀枝花当地安置，小妹好不容易办了病退从青神县回家，两个弟弟在云南支边。我下乡十载，近而立之年尚未安家立业，弟弟们坚持要将此指标让给我，父母亦同意。招工回城事好，两个弟弟作垫底留云南代价是何等之大！作大哥的将何以为报？再说十年时间，是坨生肉也长骨头上了，社员待我不薄，师生相处甚善，教学效果不错，我愿教书，能教好书，哪怕在这穷乡僻壤。但成为正式教师是最低的合理要求。学校领导把我的意见通过乡领导向区教育局反映，回答是无法保证转正。我真的无话可说，加上“三抽一” 招工名单已定，焉能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指标？只好惜别我喜爱的学校师生和待我甚善的农民朋友，决定走知青招工之路。
在招工单位市二轻局来人到公社办理招工事宜期间，正巧，父亲单位有了招工指标，能照应家庭，当然最好。为此，与我同时被招工的知青朋友杨代欣多次帮我与招工单位斡旋，并与区安办讲明情况，同意我等待父亲单位来招工。
不久，父亲单位果然如愿前来招工。我想人生的竹节巴不可能太多，这次该是水到渠成不可能再节外生枝了。公社绿灯放行，不料到区上办手续时，区安办主任突然翻脸不认，说上次二轻局来招工你不去视为自动放弃，不能二次招工。我说是你亲口同意让我父亲单位招我，我才没有到二轻系统的。谁知回答是：“我是答应过，但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不能办。”我尽管可以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但却绝不能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对我的命运这般作弄和侮辱。在茶店街上曾被围攻当众受唾的奇耻大辱我克制了，而这时候自诩为钢缆神经的我愤怒到了不能自制，更何况指标是以两个弟弟献身云南为代价替我换取的！我与知青朋友喻小庠拍桌子掀板凳与他大吵大闹一场，一些人拖着挡着我怕打起来，一些人劝说，一些人在冷眼旁观，整个区安办乱成一团。安办主任气急败坏地叫人请公安局派人来安办抓人，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我真不知道是没有给他循例送礼，还是他对这批知青天生有某种对立仇视心理，或是我命中注定还有这场磨难。要不是其他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主动拿招工证明文件到区办公室去替我盖了那个要命的章，真不知道这事会怎样收场！遗憾的是在极度的愤懑和激动中我竟然没有记住那个替我去盖章的好人。
万幸的是当时我的手上没有利刃等凶器，因为当时我心中第一次产生了杀人的念头，一刹时我理解了《水浒》描写杨志杀牛二时的“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这一情节。原来罪与非罪的间隔真不如薄薄的一层纸。这一念之差的结果我将会成为替知青除害的英雄，杀害区干部的凶手，而世上要多两个冤鬼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前龙泉区知青先代会贴在大街上的光荣榜名单中我是排名第一的。人人皆有的求生自保的最后权利受到侵害时，就有犯罪的可能，造成这一念之差的环境和条件虽非俯拾皆是，却是不难发生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完全可能被逼成罪犯。每当看见那些所谓的执法者对犯了点小规、在极其困难条件求生的弱者施暴和欺辱时，就会想起我招工时想杀人的感受。如果那些弱者被迫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些不合格的执法者难道不也是逼人犯罪的罪犯吗？
两年后两个弟弟有幸随着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潮流回了家，搬掉了一直压在我心中的大石头。大概我人生磨难的竹节巴在前三十年已经破完了，也或许是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变，这后三十年真的比较顺利，再也没有大的坎坷。知青吴小娃对我招工回城的总结是：久等必有一禅。三十年前那场招工的恶梦让我痛忆至今，然而醒来已是艳阳高照的早晨。
忘记过去是对历史的背叛，沉缅于往昔会丧失奋起的契机。只愿生活中少一些薄情寡义的冷酷，多一份通情达理的温馨。错位的思维、时代的局限、人为的刁难、人生的挫折无须过多地计较，饱经磨难的老知青将义无反顾地前行。
本文作者摄于2021年3月
万晓农 成都市第七中学高六五级应届毕业生，1965年9月经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东五中队培训，1966年2月插队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乡石经村九组。下乡十年间当过队会计、代理队长、代课教师，五好社员、先进知青。1976年4月调动回城。1982年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在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现退休。
文章来源:红月亮知青情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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